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在我来说，是一个补课的过程。我幼时曾受过传统私塾教育，中学时代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至今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到了大学又受到西方人文主义的教育，因此，所学的东西都只能触及皮毛，一知半解，囫囵吞枣，说不出一个究竟来。近年来中国知识界发生第二次西学东渐，海外各种学说纷至沓来，有的似曾相识，有的闻所未闻，令人晕头转向，目不暇接。尤其是前几年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仿佛有点像《三岔口》里的摸黑打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使人莫知适从。这时正好从美国邮购书目中看到这本《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书名，心想中国的人文精神究竟是什么，我恐没有机会———主要是时间和精力，而尤其是我的传统文化底子太薄———弄清楚了，这也可以说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吧，但是西方人文主义究竟是什么，它同中国知识界热衷讨论的中国人文精神究竟有什么关联，我还是想弄清个大致的概念的。因此我一反过去先要把原书翻阅一下才决定是否购买的习惯，就订购了这本书（其中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作者阿伦·布洛克是我心仪已久的英国当代历史学家，他年轻时就写过一本《希特勒———暴政研究》，驰誉史坛，后来在史学界的地位仅次于托因比）。
但是书寄到后，打开一看他写的绪论，就使我有点泄气：我本来想通过这本书来补一下大学时代稀里糊涂没有上好的课的，弄弄清楚人文主义究竟有些什么内涵，谁知作者自承他对这一概念也无法提供一个能使人满意也使他自己满意的界说。一个在牛津大学人文主义教育中成长、后来又是这所著名大学的副校长尚且如此，那么我这个一辈子求学如蜻蜓点水的半吊子就更无话可说了。不过，这并不是说，这本书不能解决困惑我的疑问，即西方人文主义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在读了全书以后，我想其他如有同样疑问的读者也会豁然开朗的。这本书可以称得上是西方主流思想史的基础读本。可惜的是我着手翻译太晚，在出版方面又一波三折，耽误了几年，到了出版时，人文精神讨论热潮已过，否则在当时当能起到一些澄清概念的作用的。不过，即使晚了一些，作为事后补课，它还是有用的，至少它帮助我认识到治学决不可凭一知半解而信口开河，或人云亦云。
我译本书的第二个收获是对“人文主义”一词的清本究源有了一些结果。这在本书的绪论中已有了交代，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言了。至于“人文主义”一词的中文译法，我在译者序中也不揣肤浅，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但是对于humanism到了中文怎么译为“人文主义”却无从查考，不明究竟。本想花些功夫把它弄清，但发稿在即，只好存疑。
最近偶读《吴宓自编年谱》，无意中发现早在1922年吴宓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时，业余主编《学衡》杂志，首先采用了“人文主义”译名的。今摘《年谱》所述如下：
1922年，民国十一年岁次壬戌宓二十九岁
此一年，宓尽心授课外，集中全力于编撰《学衡》杂志。
一月初，得白璧德师自美国寄来其所撰之“HumanisticEducationinChinaandintheWest”一文，盖1921秋（宓离美国后）留美中国学生会年会特请白璧德师莅会之演讲稿，而刊登于《留美中国月报》者也。胡先?君见之，立即译出，题曰“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登入《学衡》第三期。由此确定两词：（1）Babbitt师之姓氏。宓初译巴比陀（取自1902年出版《经国美谈》小说中之Pelopidas）。译为白璧德三字。（2）Humanism宓初译曰人本主义。译为人文主义，皆胡先?君造定之译名，而众从之者也。Hu?manitarianism译为人道主义，则众之所同。
这样，人文主义译名的由来就解决了，尽管它是否来自《易经》中的“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天文，以化成天下”则仍不得而知，有待识者赐教。附带一提，吴宓的老师白璧德（1865－1933）是美国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在美创现代人文主义运动，反对浪漫主义及其派生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著有《卢梭和浪漫主义》、《民主和领袖》等书，是吴宓在哈佛攻读研究生时的教授。至于胡先?曾两度留美，获植物学博士学位，其时任东南大学生物系主任，不仅学贯中西，而且兼通文理。这恐怕是只有这一代老一辈学者才能达到的造诣了。
